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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与云南的美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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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悲鸿对云南美术家的培养以及对云南艺术教育的影响是值得一书的。

       
    早在1932年,云南富民县永定镇的贫苦农家子弟廖新学考入南京大学艺术系,就荣幸地亲炙徐悲鸿等著名画家的指点和教诲,打下了素描和油画创作的坚实基础,为日后的出国深造创造了有利条件。临出国前,徐悲鸿向他建议道:去法国,最好是学雕塑,中国很需要雕塑人才。1934年6月,廖新学即远赴法国求学。经过一年多的勤学苦练,1936年2月28日,廖新学终于遵照恩师徐悲鸿的意见,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雕塑专业。1937年,廖新学创作的半身男雕像和半身女雕像分别荣获春季沙龙奖与世界博览会银质奖。1942年,他以自身为原型的人物雕塑《牧牛郎》又荣获沙龙金质奖。1945年,他创作的《黑天鹅》雕塑获“沙龙艺术之友”金奖。1946年,他的男雕立像《掷铁饼者》获秋季沙龙金质奖,被《巴黎报》英法文版赞誉为“欧洲最有影响的中国雕塑家之一”,称他是“中国美术家中的奇才”。

       
    1948年2月廖新学回国,年底在昆明胜利堂举办了个人画展,当代著名画家张建中、姚钟华、郎森等对那次画展记忆深刻,认为廖新学的经历和创作对他们的艺术人生都有很大的影响。1952年,廖新学任昆明师范学院教授,主持创建艺术科并任科主任。云南艺术学院就是1959年在昆明师范学院艺术科的基础上创建的。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张元真教授等一批雕塑家、画家均为廖新学的学生。

       
    1942年春,徐悲鸿出访印度、新加坡后取道缅甸回国,曾在云南西部的保山、大理举办画展和美术教学活动。

       
    同年3月6日起,徐悲鸿在保山荷花池畔的“新运服务所”举行劳军画展,在8间展室中共展出600多幅名贵画作,在不到一个月内观众达30余万人次。徐悲鸿将画展门票及卖画收入全部捐献慰劳抗战将士。在保山期间,青年学生赵国亚、王德鸿等曾多次向徐悲鸿聆教绘事,徐悲鸿教他们如何用墨、用色,如何写生,乃至传授画马、画竹的绝技。赵国亚回忆道:徐先生对我们的求教没有丝毫推辞、敷衍之心,总是真心诚意,宽厚仁和,掏怀以示,一点没有大画家的派头。徐悲鸿还赠给赵国亚一幅奔马图,题写了对联“敝庐何必广,壮图在自强”,又在赵国亚的纪念册上书写:“民奋发则国昌”。徐悲鸿先后致赵国亚书信达12封之多,并寄赠过油画颜料。

       
    徐悲鸿在大理停留的月余时间,举行了一次义卖,共卖出50多幅画,当时最好的一匹马的市价不过80银元,而徐悲鸿笔下的一匹马却能卖到300银元。他将全部收入2万多银元通过富滇银行汇往总部设在昆明的云南省各界抗敌后援会。

       
    1939年3月至1946年,私立华中大学(后改为华中师范大学)应大理的开明人士、富商董澄农等商帮的热忱邀请,从武昌迁徙到大理喜洲镇办学,校址即现今的大理二中。这对于大理乃至整个滇西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都是幸事。虽然当时校舍和教学设施比较简陋,但是深得有识之士与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厚爱。徐悲鸿就亲自到华中大学讲授美术课,他为了感谢董澄农对文教事业的资助和扶持,曾以本地马为原型创作了一幅《滇马》赠送之,至今传为佳话。2009年1月,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节目还专题播映和赞扬了当年徐悲鸿亲临华中大学讲课以及为董澄农先生画《滇马》的史实。

       
    抗战期间,徐悲鸿在昆明的社会活动和艺术业绩更是应当载入史册的。“1942年春,徐先生在昆明武成路华山小学大礼堂举行抗日劳军画展,作品百余件。其中大幅国画有《九方皋》、《愚公移山》、《群马》等,大幅油画有《徯我后》、《田横五百士》等。质量之高,冠绝一时,万人空巷,观者如堵,轰动了南国边疆。”其中最值得记忆的是徐悲鸿对青年画家袁晓岑的鼎力指教和重要影响。

       
    袁晓岑(1915—2008)出生于贵州省普定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喜爱美术,自学成才,1938年考入云南大学文史系,以卖画收入供给自己读书。1940年与熊秉明、刘文清、邵芳、孙福熙、周霖等组成谷风画社,举办劳军画展。1941年,为支持熊庆来夫人捐资修建弥勒大桥,参加谷风画社举办的义卖画展,这次展品多数出自熊秉明、袁晓岑之手,也有熊庆来珍藏多年的画作,甚至包括了徐悲鸿等名家的精品。1942年,27岁的袁晓岑闻知他仰慕已久的徐悲鸿来到昆明,并由其好友、云大校长熊庆来安排在本校映秋院下榻,就决心向这位近在咫尺的著名艺术家拜师求教。于是在熊庆来的引荐下,袁晓岑由熊庆来之子熊秉明陪同,带上自己的画作登门拜访了徐悲鸿。那幅国画以水墨为主,略施淡彩,描绘了一匹骏马正优游自在地在河边饮水。徐悲鸿认真审视后,微笑着说:“你画的马是中国马,而我画的是西洋马。”接着他拿出他的速写本,翻开一幅马的速写图给袁晓岑看,叫他要多画速写,多对实物写生,作画时注意轮廓线条与光影的关系,最好画出雕塑感来。徐悲鸿还将这些速写本借给袁晓岑带回家去慢慢琢磨、体会。

       
    有时候,徐悲鸿带袁晓岑出外写生,或者当面作画示范,耳提面命、现身说法,使袁晓岑得以耳濡目染、心领神会。有一次,袁晓岑观摩徐悲鸿画水牛,只见桌案上平铺四尺宣纸,砚墨水色齐备,徐悲鸿手不停挥,笔参造化,一头耕牛倏忽成型,跃然纸上,不料即将完稿之际,一滴墨水不慎洒于画面的空白处,袁晓岑顿时一惊,心中暗自惋惜,徐悲鸿却镇定自若,慧黠地默然一笑,稍作凝神沉吟,就从容操笔将牛之尾尖甩向墨点误落之处,并题款曰:“悲鸿写泥牛”。原为瑕疵的墨点随即成了牛尾甩出的泥水,真乃弄拙成巧,天衣无缝,妙趣横生。

        徐悲鸿在昆明期间,曾赠送袁晓岑两件作品:一幅是在新加坡画的《双鹅图》,描绘两只大白鹅正悠然自得地在水塘中嬉戏,上题“悲鸿作于星洲”;一幅是《立马图》,题款为“晓岑仁弟存”。另赠两张照片:一为《田横五百士》;一为徐悲鸿最具代表性的奔马图。

       
    袁晓岑在1994年出版的《袁晓岑国画雕塑集》“自序”中,曾回顾了徐悲鸿的教诲和勖勉对其艺术创作的深远影响:“1941年至1942年读大学时,徐悲鸿先生漫游海外归来,居昆明云南大学,由熊庆来先生之介绍,得受教于悲鸿先生,于西法写生与艺术理论,面聆教导,获益颇多……此后之创构,在倾向于岭南画派之基础上,更强调师法自然,强调笔墨之传统功力,强调描绘对象之结构,强调简练概括,进一步追求自己的艺术道路。此为予画风之一大转变也。是时,予将所作雕塑请教于悲鸿先生,颇蒙赞许,并承其介绍法人鲁德、巴里、罗丹、蓬蓬等人之作品,故除继承中国石刻、泥塑之优良传统外,更吸收西方雕塑之长,因而对雕塑兴趣大增……从此至大学毕业,惟有师法自然,潜心绘事。正如悲鸿先生所云:田野牛马,篱外鸡犬,皆吾之习师也。予经常饲养笼鸟,以作观察写生之师,曾先后饲养孔雀、蜡嘴、八哥、鸽子、白鹭等等……其时多画工笔孔雀,每小时画尾翎四片,画毕与真翎共贴于壁上,直至远看颇为近似方才罢休。此时之作所追求者为形神兼备、气韵生动,以求工而不板,艳而不俗,力求摆脱前人窠臼……”可见,袁晓岑后来成为一手双绝的国画兼雕塑大师和著名教授,是与徐悲鸿的直接指引和教导分不开的。

       
    2009年夏天,我的一位学生张晓诚为创作有关徐悲鸿的电视剧,专程到北京拜访了廖静文女士。当他们共同回顾徐悲鸿先生在云南的那些往事时,都为这位艺术大师的博大爱心和人格魅力而感慨不已。徐悲鸿先生对于云南艺术教育的历史功绩,是我们所铭记不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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